译者注：本书是柯兹纳1997年为伦敦经济事务研究所撰写的霍巴特论文。文中针对主流经济学的重大缺陷，以非技术性语言介绍了奥地利学派的市场过程理论，即企业家发现理论及其应用。
本书是经济学双语阅读初级班第六期阅读材料，以下参考译文由风灵翻译，仅供学习交流。企业家发现理论将市场现象解释为企业家在非均衡条件下做出决策，从而改变了价格和数量。市场过程由此启动，过程中包括了持续不断的企业家发现；这是由动态竞争驱动的发现过程，在制度框架允许企业家无障碍地进入新老市场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显示的成功，是效率较低、创意较少的生产行为的过程被更优越的方式所取代的强大趋势的结果。这种更优越的方式，是新发现的能更好地服务于消费者的方式——通过生产更好的商品，或利用此前未知但实际可用的资源供应来源，更好地服务于消费者。该理论聚焦于发现的概念，与主流理论中的个体决策观念形成对比。新古典经济学将理论家限制在封闭的分析框架之中，发现概念指出了一条逃离这种框架的道路。固化的决策者不能真正做出选择。给定了目标及可用资源的配置，将自动标出可选的方案，其他任何选项在这之前都被排除了。不能想象决策者会故意选择较差而非较好的选项（并且，什么是较好的选项，什么是较差的选项，是由给定的目标和可用资源的配置所决定，因此是行为人清楚知晓的。）因此，选择行为无非是计算数据中已隐含的解决方案。这样的行为毫无创造性可言。而这种关于决策的主流概念假设决策绝对不可能犯错，其实是将决策者排除在外了；决策是由决策之前“给定”的数据集合“做出”的。主流理论采用这种固化的概念来体现决策结果的确定性，不受诸如冲动、惊讶或恐惧等非系统性因素的影响。但是，为了摆脱该理论的局限，我们必须摆脱这种狭隘的决策概念。“发现”的概念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当有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发现时，这种发现不能归于任何符合新古典主义决策概念的故意行为。没有人刻意寻找某条信息（这指的是，事先知道信息的价值，也事先知道搜寻信息的成本）。相反，发现行为是在“无意中”注意到那些无需成本就可得知的东西。依据新古典主义的决策概念，人们无法想象能利用的收益机会其实没得到利用，但一种更现实的观点让我们意识到，这样的机会或许根本就没被注意到。某个机会可能不会被利用，不是因为利用机会所需的信息太昂贵而不值得。而可能仅仅是因为免费获得的机会（或立即能带来机会的免费可得的信息）“不可原谅地”被忽视了。当有人注意到一直被忽视的某种东西时，这就是发现行为。如果认识到了可能有获利机会因没被注意而未得到利用，那么就可以注意到被标准经济学所掩盖的个人选择与社会互动的方方面面。它也将理论从新古典主义封闭的框架中解放了出来，在这种封闭的框架中，所有事情都是不可避免必然发生。我们不再被囚禁在这样世界中——即事件进程是在给定的初始条件下，不可改变地依照最大化假设设定的程序展开，就像是机械性的时钟那样。意识到机会可能会被忽视，从而没得到利用，使我们能够探索对迄今未被注意的机会的纯粹发现。企业家发现理论为理解市场过程提供了关键。米塞斯的观察：“在任何真实且鲜活的经济体中，每个参与者都是一个企业家，一个投机者”[1] ，由此关注到了个人决策的“开放式”概念与市场过程中的企业家功能之间的联系。因为米塞斯的分析单位是人的行为，而人的行为的基本特征是其投机性的企业家维度。这直接让我们认识到个人行为与市场中企业家功能的相似性。个人的每个行为都必然构成一种发现行为。在行为中，个人并不像新古典主义假设的那样，能直接明确阐释从一开始就给定的偏好排序的意义；在行动的那一刻，他面对根本不确定性，才开始警觉地建立那些偏好排序，并给予所有这些排序以意义。当他行动，抓住某个机会时，他并不是抓住了某个“给定的”机会；在那一刻，他才宣称机会存在。可以说，他正在发现这一机会的存在。人在行为的同时，建立了行为的框架，在此框架中，可想象有意识的最大化行为的发生，并能追求由该框架限定的最大化的含义。建立该框架构成发现行为；对决策者而言，框架本身不是“给定”的，也并非必然体现在某些该框架之前“给定”的元框架之中。事先最仔细的考虑也不能确定行动时才建立的框架。确立某个机会框架的存在，要求警觉到迄今尚无人注意的一系列情况。一个“框架”不仅涉及到目标和资源给定的排列，它还涉及到对未来的相关目标与相关可得资源的期望。笼罩着未来的不确定性意味着，建立这种目的-手段的预期框架，必然构成创造性的发现行为。要行动意味着要抓住机会；要抓住机会意味着要发现机会，要从未来前景的无限可能的模糊迷雾中辨别出机会。然而，这种发现行为涉及的不仅仅是偶然发现某种引人注意的东西。发现某个机会，意味着发现异常。发现某个有吸引力的机会，总是代表着让人愉快惊喜的事物。如果充分预计到了体现在此机会中的利益，那么抓住这种机会就很难代表一种创造性的发现。收益只不过是实现了已完全预料到的东西。对于米塞斯而言，因为人的行为本质上就是要应对不可知的未来所带来的根本不确定性，所以不可避免是投机性的。人的行为就是发现。在某个发现行为中，为实现目标而利用资源，这是表示认识到相关资源在发现之前被低估了。直到发现之时，这些资源的全部潜力尚未被理解。因此，发现的行为，乃至人的每一个行为，都代表着在至今被低估的资源中发现了至今未知的价值。这就是个人行为与纯粹企业家功能之间意义深远的米塞斯式的关键相似性。纯粹的企业家功能就在于低买高卖，也就是说，在于发现市场低估的某件东西，它的真正市场价值到目前为止尚未普遍实现。这使得纯粹企业家能以低于他可能的售价购买某种东西。他的企业家行为在于认识到存在迄今被忽视的市场价值。因此，市场中纯粹企业家精神与新古典企业理论中的决策之间的关系，就像米塞斯人的行为与个人决策最大化的新古典模型之间的关系一样。在新古典企业理论中，企业的所有者最大化收入和成本之间的差额。与不同产出水平相关的收入和成本都是给定的，因此，在企业的生产决策之前，企业这种最大化的“利润”就是完全可预期的了，也是已知可得的。通过该公司的决策获得的“利润”，没有任何令人吃惊之处。实际上，无非是机械地执行预先确定的计划。但市场环境下的企业家决策却全然不同。“看到”（发现）某个盈利机会的企业家，就是发现了（在他发现之前）他自己或任何其他人都没有看到的收益的存在。如果以前发现了这种收益，它就会被实现，或者，不管怎样都会完全被预料到，而不再是现在的新发现。当企业家发现盈利机会时，他是正在发现一些迄今为止不为人知的东西。在市场理论中的纯企业家精神概念中，也可以发现人的行为概念解放市场内外的个人决策的同样方式（与封闭环境下新古典决策相反）。认识到面对开放式不确定性时，米塞斯人的行为概念与市场中纯粹的企业家角色之间具有相似性，这将凸显仅仅使用均衡模型的局限。均衡的世界没有企业家发现和创造的空间：市场事件的进程由市场情况的数据预先确定。在均衡模型假设的约束下，没有企业家能改变预先确定的市场事件的序列。唯一能导致市场事件序列发生真正变化[2]的是对该系统的外生冲击。新古典市场中唯一可能发生的变化是那些传统上用于比较静态分析的变化，在比较静态分析中，历史被视为一系列均衡状态。数据外生变化的结果，不是通过追踪这种外生变化可能引发的一步步改变来解释，而是通过从一幅必然注定的世界图景，直接跳到另一幅必然注定的世界图景。虽然这种方法实现了过滤非系统性变化来源的预定目标，但其代价是不能提供任何真正的解释，来说明世界实际上是如何从第一幅图景（绝非必然地！）过渡到第二幅图景的。相反，非均衡的世界为企业家发现和真正变化提供了空间。设想一种情况，某种商品在市场的两个不同部分以不同的价格出售（这两部分之间的运输成本为零）。这种非均衡状态在主流理论范围内是绝对不可能的。在主流理论中，由于各方都知道这两个被接受价格，那些肯支付更高价格的买家显然未能始终如一地追求他们的偏好（因为他们被认为是更乐意支付较少的价格）。同样，那些肯接受较低价格的卖家也在违背自己的偏好行事。但在奥地利企业家发现理论的框架内，这种情况不仅可能，而且不可避免。因为不再假设市场主体有完整的相关信息。那些支付更高价格的买家只是不知道有更低的价格才这样做。那些接受较低价格的卖家也只是不知道有更高的价格。两种价格之差构成了获取纯利润的一个机会。以较低价格买入的买家可以以较高的价格卖出，从而赢得差价作为纯利润。值得注意的是，在我们引入企业家警觉的因素之前，我们没有什么根据去假设情况会发生任何变化—从来没有。那些不知道价格低于他们正在支付的价格的人，可能会无限期地保持这种不知情；那些不知道价格高于他们正在接受的价格的人，也可能会无限期地保持不知情。然而，一旦引入了企业家警觉，情况就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此时，价格差异所构成的利润机会就有可能（如果不是几乎确定的话）被某个警觉的企业家注意到。一旦注意到，纯利润机会将被迅速抓住（因为现在它被视为纯收益，无成本可得的纯收益）。这会涉及在低价市场中购买更多（倾向于推高价格）并在高价市场中销售更多（倾向于拉低价格）。因此，企业家发现针对初始价格差异所构成的利润机会，成为了推动两种价格趋于一致的强大力量，以此消除价格差异及其带来的利润机会。价格理论中最基本的法则，即杰文斯无差别法则（Jevons's Law of Indifference）——主张在整个市场上会出现单一价格的趋势，由此在企业家发现理论中找到了它的位置和解释。世上不断发生的变化持续引发新情况，而市场参与者通常未察觉到。导致非均衡和价格差的新原因不断出现。但与此同时，这些非均衡也不断产生一种力量，来促进发现因而所创造的机会。单一价格的趋势不停地被打断——又不停地被恢复。企业家发现并不是一种故意的学习行为或搜索行为。他之前没有意识到价格差的存在。从没意识到转变为意识到不是故意采取的步骤。也不是援引主流理论中的任何行为能够解释的步骤。要理解市场经济中最强大（也是最具特征）的推动力，必须跳出主流理论的范式，援用纯粹的企业家发现。对主流理论而言，两种不同价格以非均衡的方式在市场中同时存在，严格来说，这种可能性不可想象。在主流理论中，杰文斯无差别法则仅仅意味着，在整个市场中，某个商品以单一价格销售之外的任何情况都被假设排除了。不过，有人可能会认为，主流新古典理论可以在其均衡框架内处理两种价格并存的可能性，以及价格趋于一致的趋势。当然，我们排除了新古典解释中涉及商品质量差异，或者不同地点购物便利性的差异。这些解释是不合格的，也是无关的，因为它们不代表同一商品的两种价格（同一商品定义不仅包括质量维度，还包括与讨论中的实物商品打包在一起的各种活动的效用）。但初看来，在新古典世界中，一旦我们承认信息不完全的可能性，似乎就可以假设同一商品存在两种价格。新古典经济学假定充分知晓所有相关方面的情况。但这并不意味着像上帝那样全知。新古典理论家认为，支付更高价格的买家知道该商品以更低价格出售，但他也知道，要准确地找到如何利用较低价格获利，他需要花费资源来学习或搜索，如果成本过高，那么继续支付较高价格就是值得的。这种情况是均衡的，因此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对价格差异有了解释。如果进行有意的学习或搜索是值得的，而且学习或搜索过程本身是耗时的，那么在新古典框架内，我们可以预期，随着更多的信息逐渐在市场中扩撒，初始价格差异将逐渐消失。在每个时间点上，每个市场参与者以及整个市场都处于完全的新古典均衡状态中。因此，有人可能认为，在新古典框架内重新找回了杰文斯无差别法则的动态版本。然而，虽然信息不完全确实可以在新古典框架内解释同一商品的两种价格，但这并未产生单一价格法则的动态版本。虽然学习的耗时特性可以解释为什么两种价格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趋同，但存在这种故意学习的可能性并不能确保有任何趋同的趋势。相反，很有可能正是学习成本阻止了学习更早发生，也将继续阻碍市场参与者了解如何利用市场上可得的更好价格。所以，正因为它是一种均衡，初始的多价格均衡状态可能会无限期地持续下去。同一商品存在两种不同价格的情况，这可能是一种真正的非均衡状况，因为可能无法找到对价格差异的“理性”解释（即用深思熟虑的明智决策来解释）。可能在考量了学习成本之后（或者，在极端情况下，这些成本为零，因为存在两种价格是显而易见的），除了市场参与者只是没有注意到摆在面前的事实外，我们根本无法解释为什么有的买家会支付更高的价格，有的卖家会接受更低的价格。这种明显不能用“理性”解释的价格差，成为了非均衡状态——一种不可能持续很久的状态，因为价格差构成的纯利润机会将吸引企业家发现。企业家发现的驱动力是指纯利润机会的普遍存在，纯利润机会即那些似乎无法用理性解释的情况。此外，可以预期，随着其所代表的纯利润机会得到自发的企业家发现，这种无法用理性解释的情况将系统性地减少。企业家发现对市场施加了一种系统性的力量，倾向于每时每刻都驱动市场离开那些亟待被发现的非均衡状态。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家精神悖论如下。主流理论将企业家精神排除在外，因为企业家精神似乎是混乱的且不可预测。勇气、冲动、直觉是企业家成功（和失败）的原料；它们似乎减少了系统性的确定事件链的可能性。为了在看似混乱无序的现实世界市场波动中找到规律，想象出一个世界，其中没有企业家精神存在的空间，这在方法论上似乎是合理的。然而，矛盾的是，情况恰恰相反。只有引入企业家精神，我们才能开始理解市场如何起作用，以及为什么起作用。排除了企业家精神的可能性，就无法对市场协调进行真正的解释（除了武断地假设协调总是能完全且即时地实现）。企业家精神带来的“混乱”是解释现实世界市场过程具有系统性特征所不可或缺的。引入企业家精神存在的空间，提供了一定的自由度，使错误有可能发生——也就是说，决策可能未能充分考虑相关情况。可能确实无法解释，错误是如何产生的，或者哪些具体错误会发生。没有任何一种经济理论能够描述，现实中有哪些特征会“无法解释地”且不理性地被忽略。但是，理解任何时刻的市场现象如何反映了因没有意识到的情况而产生的错误，才有可能理解这些现象随着时间变化的方式。初看来，既然人们无法理解最初是哪些具体的现实特征无法解释地被忽视了，那么也就无法预测以后是否有哪个被忽视的特征会被注意到。毕竟，昨天被忽视的东西，今天和明天也可能会被忽视。但这样的结论未免过于草率。经济学家能够识别出市场经济的一个特征，该特征强有力地引导（或吸引）企业家警觉去纠正先前的错误——我们前面讨论过，这类在市场经济中产生的错误表现为纯利润机会。这些早期错误可能会被系统地发现，是因为企业家警觉倾向于“嗅到”或感觉到哪里可以获得企业家纯利润。市场过程的系统性特征源于人类能够感知（无需有意搜索）去哪儿找纯收益的倾向。我们的经济分析揭示了，错误在何处转化为纯利润机会，以及如何转化，从而让我们能够理解由这些错误所创造的系统性纠正趋势。[1] Ludwig von Mises, Human Action, of), cit., p. 253.
[2] “真正变化”（genuine change）的术语将这种变化与那些机械产生的、完全在预期中的“变化”区分开来，那些“变化”是如时钟般运转的多期跨期均衡条件下，以程序性设定而出现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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