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注：本书是柯兹纳1997年为伦敦经济事务研究所撰写的霍巴特论文。文中针对主流经济学的重大缺陷，以非技术性语言介绍了奥地利学派的市场过程理论，即企业家发现理论及其应用。
本书是经济学双语阅读初级班第六期阅读材料，以下参考译文由风灵翻译，仅供学习交流。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了由欧洲各大经济理论学派广泛共享的一套经济学说。直到1930年代，无论是英国的马歇尔学派、奥地利的门格尔学派，还是当时正在欧洲大陆兴起的瓦尔拉斯传统，各派经济学都强调价格理论，认为其协调了供应者和需求者的决策。这些不同的思想学派常常被描述为构成了一种单一的、广义上所认为的“新古典主义”（neo-classical）经济理论方法。这种新古典理论的核心原则是，在每个市场上，价格都倾向于达到市场出清水平。以简单的供求曲线图表示（直到今天，供求曲线图仍会教给所有初入门的经济学学生），这意味着高于市场出清水平的价格趋于下降（因为努力销售剩下产品的卖家之间的竞争）；低于市场出清水平的价格趋于于上升（因为急切的失望买家之间的竞争）。主导价格运动的这些规律性，为经济学家提供了对市场的一种理解。这种理解看起来具有完美的普遍性，适用于所有种类的商品和服务，并表明了市场现象如何系统性地表达市场参与者的偏好。所有这些新古典学派都认为，在研究各种不同种类的市场时，将它们从制度性的细节中抽象出来，仅关注它们的纯“经济”结构——即剥离了除供给、需求和价格之外所有因素的分析结构，这在科学上是富有成效的。在这方面，新古典经济学成功地将曾占据主导地位的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以其反理论倾向著称），从世纪之交时欧洲大陆的优势地位上排挤了出去。各大理论学派共同反对德国历史学派，这种意识似乎误导了他们，忽视了某些正在发展中的微妙的分析差异和方法论差异。后来，这些差异会导致截然不同的理论路径。实际上，共享的新古典价格形成理论开始沿着截然不同的路线发展。主流（狭义的“新古典主义”）方法源于马歇尔和瓦尔拉斯传统的合流。这种方法将重点放在市场均衡的条件上。在瓦尔拉斯的方式中，均衡条件被视为由相关供求函数所构成的同时方程组的解来表达。这转移了分析注意力，经济学不再关注市场从人们可以想象的最初不协调的决策合集，通过一步步的过程逐渐修正，以实现相互之间更大的协调。因此，我们所关注的“谜团”：主流理论未能解释市场实际是如何开始起作用的。它详尽解释了已在发挥作用的市场中普遍存在的各种关系；对于可能产生这些关系的过程的性质却保持沉默。但是，组成早期新古典主义各学派联盟的第三个学术团体，发展出了一种对价格理论的不同理解。门格尔传统逐渐演变，到了本世纪（指20世纪——译者注）中叶，它坚定地走向了显然异于瓦尔拉斯传统的方向。它认识到，在主流理论中发生的数学改良，其胜利的代价是模糊了早期新古典经济学理解的关键特征。正如下文所解释的，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在20世纪40年代透彻地阐述了这种观点。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贡献源自于早期的奥地利学派传统，该传统曾将新古典主义共享的价格理论视为理所当然。奥地利经济学家汉斯·梅耶一篇论文却具有先见之明，指出了新兴的马歇尔-瓦尔拉斯综合（Marshallian-Walrasian synthesis） 的关键问题。但直到1932年，米塞斯本人（在庆祝德国历史学派的最终葬礼时）仍然声称，“现代”经济理论各学派彼此之间的区别，大体上不过是语言和风格的差异。1920年代的奥地利学派确实认为，他们的经济学与英国的（马歇尔）主流经济学完全兼容，从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所扮演的角色即可以看出这点。罗宾斯年轻时就崭露头角，成为了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学中的知识领袖。1920年代末，在维也纳研讨会中，奥地利学派传统生机勃勃，罗宾斯深受其影响。他1932年出版的名著《经济科学的性质与意义》（The Na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Economic Science）， 至少部分是为了向英国经济学家介绍奥地利学派的若干基本见解。这是罗宾斯（他能读德语）在访问维也纳期间以及通过奥地利学派的文献（他在全书中有大量引用）所吸收的。在前言中，罗宾斯特别指出了米塞斯在思想上对他的教益。然而，罗宾斯并不认为他自己在呼吁对英国经济学实质内容做任何重大的修改；正如他前言中的解释，他认为他的书仅仅是向英国经济学家介绍一种理解他们自己经济学基础的新方法。罗宾斯在维也纳发现的价格理论，并没有被认为与后来发展成正统的价格理论相对立——在本世纪余下的时间里，英国和美国无数大学课堂上教授的正是这样的正统理论。正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计算可能性的著名辩论，似乎让米塞斯和哈耶克大受震动，令他们认识到，奥地利学派的价格理论与马歇尔-瓦尔拉斯的价格理论之间的差异远远超出了语言和风格的问题。1920年，米塞斯指出，社会主义下的中央计划者缺乏市场价格提供的资源指导，从而无法有效地计划社会主义的生产项目，无法将竞争性项目的相对重要性纳入考虑。这一挑战引发了一波著述，来自于有效社会主义计划可能性的支持者。哈耶克1930年代撰写了多篇论文来评价这些著述，论证了米塞斯对社会主义效率的批评归根结底尚未得到充分解决。在社会主义支持者的著述中，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和阿巴·P·勒纳（Abba P. Lerner） 的论文最为有名。他们提出，中央计划者可以任意宣布资源的“价格”，并指导社会主义生产的管理者根据这些资源价格来制定各自的生产计划。由此产生的资源过剩（或短缺）将告诉中央计划者，需要向下（或向上）调整资源价格。在研究发展这些方案时，兰格和勒纳声称，他们只不过将从市场经济的价格理论中学到的相关见解，即关于资源价格的性质和功能的见解，转移到了社会主义模型之中。兰格等人以这种方式应用标准价格理论，使得米塞斯和哈耶克认识到，他们对市场价格的理解与之不同，基于他们的理解，这些价格完全无法服务于兰格和勒纳所设想目的的模型。为了回应社会主义经济计算辩论的这些发展，米塞斯撰写了他的巨著《人的行为》 （Human Action），而哈耶克则撰写了一系列杰出的论文，这些论文后来被收集在《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文集中，于1948年重新出版。米塞斯和哈耶克以各自显著不同的方式确认了他们对价格理论的理解的本质，这种理解与主流理论大相径庭。米塞斯强调市场过程的动态特性，该过程是在极为不确定的世界中，由逐利的企业家对未来情况的预见驱动。“市场过程的驱动力……是由积极推销和投机的企业家提供的……追求利润的投机是生产的驱动力。” 均衡过程（主流理论不知为何相信是瞬时达到均衡的）包含了这种企业家的投机活动。“如果不再发生任何变化，企业家的活动就是带动市场走向均匀轮转经济的非现实状态的因素。”对于米塞斯来说，关于均衡状态，要观察的重要一点是，在“均匀轮转经济的想象建构中，没有留下任何企业家活动的空间……” 他的书名，《人的行为》，反映他强调的不是主流均衡理论中无趣的约束最大化决策，而是在一个不确定世界中有目的人的行为，在这样的世界里，人们需要运用他们的企业家判断来前行。“行为总是投机……在任何真实且鲜活的经济体中，每个行为者都总是一个企业家，一个投机者。” “人的行为”的科学必须是一门关于企业家驱动的市场过程之均衡特性的科学。将经济学视为这样的一门人的行为的科学，与主流价格理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主流理论仅限于分析市场（或市场经济）被宣称处于均衡状态的条件。另一方面，哈耶克没有明确强调在市场过程运作中，企业家动态和投机性动力的作用。相反，在他的论文集《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中，哈耶克探讨了市场过程如何让市场参与者意识到彼此的态度和预期计划。哈耶克指出，均衡状态是这样一种的状态，不管怎样，市场参与者所预料的其他参与者制定的计划，正是实际上出现的计划。所有的计划都是在正确预期他人将制定的相应计划的情况下做出的。没有谁的计划会因为他人未能按照该计划预期的方式行事而受挫。也没有哪个已实现的计划会因为未能利用他人行动创造的机会而留下遗憾，即不存在事后看来可行，但事前却未能预见到的机会。用哈耶克自己在1937年的话说：均衡的概念仅仅意味着，社会中不同成员的预见，在这种意义上是正确的：每个人都能正确地预见他人意图实施的行动，并将自己的计划建立在此预见之上；并且，所有这些计划都建立在对一系列同样的外部事实的正确预见之上，因此在这种确定的条件下，没有人有理由改变他的计划。通过这种对市场均衡状态的深刻洞察，即均衡体现为一种相互支撑的预期模式，哈耶克确定了启动均衡化过程所必需的关键因素。哈耶克指出，这种过程必然存在相互学习，由此，市场参与者逐渐获得关于其他参与者能做什么（以及实际上计划做什么）越来越准确的相互知识。根据我们对均衡状态含义的分析……存在均衡趋势这一主张的真正内容……只不过是说，在某些确定的条件下…人们的期望，特别是企业家的期望，会越来越正确。哈耶克声称，在标准价格理论中，“通常会让关于均衡如何产生的问题看起来像是得到了解决。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很快就会发现，这些表面论证只不过是对已有假设的表面证明。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常用的方法是假设一个完美的市场，其中每个成员都能立即得知每一个事件。在随后的论文中，哈耶克扩展了无知和知识在解释市场过程中的作用的见解，明示或默示地拒绝了关于均衡过程、竞争的意义，以及判断社会福利的相关标准的大部分核心主流理论。就企业家发现的正面理论而言，虽然米塞斯和哈耶克对动态市场过程的理解存在差异，但更重要的是这两种理解市场的方式的一致性。确实，米塞斯没有特别强调在企业家驱动的均衡化过程中必然发生的相互学习。同样，哈耶克也没有强调市场过程的投机的企业家特征。但正如第四部分的解释，这两种阐述市场过程理论的方式实际上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此外，在关注这些互补的见解时，显然可见，米塞斯和哈耶克让奥地利经济学摆脱了价格理论的主流共识。他们确实在打破主流范式（就20世纪中叶开始被认识的主流范式而言），并朝着创造一种新的、“奥地利学派”的范式前进。为什么这一新的“奥地利学派”范式没有更早地得到阐述？一种看起来合理的解释是，主流范式自身在1930年之后的几十年中逐渐改变（特别是在瓦尔拉斯方法的影响下）。实际上，早期的新古典主义思想并没有将价格理论局限于在完美知识条件下的完全竞争均衡分析。20世纪伟大的奥地利人，米塞斯和哈耶克，逐渐认识到了主流价格理论的发展方向。主流理论明确成为了一种局限在完全知识假设下分析均衡条件的方法，这使得奥地利学派有可能也有必要，为自己也为他人，清楚地阐述他们自己的方法。到本世纪中叶，奥地利学派的传统——当时，常规经济思想史正在宣称这一传统将永远消逝，至少已产生了一种新分析框架的要素，以此来理解价格的形成、市场过程和均衡分析的作用。20世纪下半叶，奥地利经济学历史的后续发展延续了这种逐渐摆脱主流方法的趋势。企业家发现理论（见下文第四部分）提供了一种米塞斯与哈耶克见解的综合，该综合将奥地利学派对市场过程的理解置于与当代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完全不同的框架之中。与主流理论不同，这种奥派的框架提供了令人满意的解释，解释市场如何起作用，以及为什么起作用。然而，在提出企业家发现理论之前，有必要更为详尽地关注主流方法的弱点，正是这些弱点促使当代奥地利学派采纳了米塞斯-哈耶克范式。当我们谈自由、平等、法治时，到底在谈什么？自然法的原则怎样塑造了现代文明？权利与权力，法治与有限政府，正义与公平的原理又是怎样体现？自然法，是每个现代人都该知道的常识。双语阅读课程“自然法入门”7月开班，优惠价仅9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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