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哈罗德·D. 拉斯韦尔（Harold D. Lasswell，1902-1978）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美国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创始人之一。1952年任耶鲁大学政治学教授，1954年任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研究员，1955年当选美国政治学会会长。他较早地将社会学、心理学以及精神分析法引入政治学研究，被誉为美国政治心理学的“开山鼻祖”。
权力与人格之间的相互影响是一个引起人们持久关注的话题。对这种影响的痛苦体验常常凝结在充满民间智慧的格言中，以及诗人的诗歌、哲学家的和学者的见解中。正如萨缪尔·巴特勒(Samuel Butler)所言，“权力使人陶醉，”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所受到的教育让他懂得：“权力与声名对所有人的效果是：它导致自我的膨胀，发展成为某种毒瘤，最终扼杀对于受害者的同情心，”而“一位掌权的朋友就是一位已经失去的朋友。”“在政治生活中有一些东西让人堕落，”新近的一位作家观察到。这种观察同一种古老的抨击形成回应，“它们把好人变成坏人，把坏人变成更坏的人。”专门用来塑造和分享权力的社会机构被轻率地丑化为恶魔。在汤姆·潘恩(Tom Paine)的语句中，“政府，既使在最好的状态下，也只是一种必要的恶。”威廉·戈德温(William Godwin)在社会与政府之间做出了深刻的区别：社会是由我们的“需要”(wants)产生的，而政府则来自我们的“邪恶”。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他对国家的批判中认为，国家作为一种基本事实，和宗教一样，反映了“人类对于自身的忧虑”。为了让针对权力与政府的指控显得更加完美，我们常常被告知，只有堕落的人才会追求权力。一个令人不悦的比喻将政治家比作魔术师。这个比喻很早就已经出现，并且在几个世纪中一直被重复。斐洛·犹达欧斯(Philo Judaeus)生活在亚历山大大帝时代，属于我们纪元的第一个世纪。在一篇论述梦的论文中，他把政治艺术连同它的魔力一起进行了分类。他把约瑟的彩衣(Joseph's coat of many colors)比作“色彩斑斓的政治事务之网”，在它的上面，各种貌似合理的谎言相互交织，“具有真理的可能性最小”。他把政客和政治家比作预言家、口技表演者和魔术师，“擅长骗术的人，擅长咒语和各种诡计的人，人们很难从他们的奸诈艺术中逃脱。”斐洛又补充道，摩西非常自然地代表着约瑟的沾染鲜血的彩衣，因为所有的治国艺术都被战争和流血所污染。十二个世纪以后，摩西·麦摩尼德斯(Moses Maimonides)在他的《迷途指津》(The Guide for the Perplexed)中引用了这段话，阿尔伯特·马格纳斯(Albertus Magnus)又加上了自己的评论。阿尔伯特写到，在一些人身上具有丰富的、活跃的和清晰的智力。这些人类似于天使和星座这样的高级物质，因此，麦摩尼德斯把他们称作圣人(sages)是正确的。但是，据阿尔伯特所言，也有另外一些人，把真正的智慧混淆于诡辩，仅仅满足于或然性和想象，擅长“修辞与社交事务。”麦摩尼德斯描绘道，在这类人身上，想象能力占据优势，而理性能力却不完善。“从这些人中出现了政客、立法者、占卜者、巫师、梦想家……和魔术师群体，他们操纵奇技淫巧和神秘艺术。”但是，从语义学的角度而言，术语“权力”虽然是一件多彩的外衣，但并不是所有的颜色都是象征邪恶的符号。人们承认，权力可以被强者和良善者出于有益的意图而被行使。即使握有这种权力的人是邪恶的，也不能把所有使用它的人称作是作恶者。相反，一些有权的人属于人类的文化英雄、历史的“伟人”、“立法者”、“解放者”和“国家奠基人”。总而言之，他们属于政治家。从这个角度出发，权力、政府和人格可以受到有利的评价。我们当前任务的出发点既不是对权力与人格彼此作用的方式加以称赞，也不是对此进行指责。我们开始于对凯撒(Caesar)的观察；随后我们会放弃他。我们的目标是，寻找是否最近的社会科学、心理科学和医疗科学的发展增加了我们对于权力和权力追寻者的认知。的确，这种探究本身并不是目的。我们拥有一种社会政治目标，即寻找实现民主价值的更为完善的手段。在我们完成对于人格与权力的相互作用的基本分析之后，下一个步骤就是考虑如何将我们学到的东西服务于人类尊严(human dignity)。这时，我们从反思的方法转向控制的方法，着手设计让权力服务于民主社会的方式与手段。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权力与尊严被共享，而且其它价值更为丰富，向所有人开放。因此，我们将考虑民主领导、民主精英问题。在我们探讨过一般的政治类型(the political type)和它的一些特殊表现后，我们会着手这个问题。重点将会放在权力和有权者上。但是，如果认为我们因此完全被少数人而非多数人所吸引，这将会是一个错误。谈论权力与有权者是一种省略方式，只是不去考虑构成权力关系的圆周中的可能最长的弧线。权力是一种人际关系情境；那些掌权者是被赋予权力的。只有授予权力的反应流不停地发生，他们才能有所依靠和生生不息。即便对人类关系不经意地进行观察，也会让任何有能力的观察者相信，权力不是一块可以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的砖，而是一个过程，当支持性反应停下来时它就会消失。暗示的互换
权力关系是互换(give-and-take)；或者，假如以一种更为动态的措辞加以表达的话，它是互利互惠(giving-and-taking)。它是在一种持续的相互作用的循环中，暗示的给予(cue-giving)和暗示的接受(cue-taking)。我们将马上专门研究这个含义，但是，在所有人际关系的赋权-被赋权维度上稍加逗留是有益的。在参与者注意力的聚焦下，在两个或更多的相互作用的人之间的活动的进展受到了暗示的引导。许多情境如此地具有高度的专业化，以至于暗示的给予功能被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在管弦乐队注意力的聚焦下，乐队指挥是一个持续的暗示来源。在军事训练团体中，指挥官给出命令。在一些工作中，工头为了让机器开始运作和停止运作，为了让其它活动开始或停止，忙于发出信号。尽管暗示的给予被高度集中在乐队指挥、指挥官或工头身上，但是，这个功能并不被被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所完全垄断。比如，乐队指挥不停地对乐队所给予他的注意做出回应；无论是教官还是工头，都不能漠视其手下人的行为。乐队、团队或作业班的成员相互留意，对自身进行调整，以适应彼此的表现。显而易见，在许多人类关系(human relationships)中，暗示的给予和接受并不是由一个参与者集中掌握。在一场桥牌比赛中，纸牌被分发给所有的人；在网球比赛中，发球是轮流进行的。在这两种比赛中，每一个参赛者都相互留意。可以根据特有暗示的给予和接受的模式，记下各种情境。通过描绘在整个互动过程中每个参与者的注意焦点，可以做到这一点。我们可以根据每个成员参与的次数与时间，来描述立法团体中的辩论流程。一种比较彻底的描述是，记录在一次会期中，有多少成员出席或缺席；在一个会场中，有多少出席的成员在认真倾听。然而，一种更为彻底的做法是，通过仔细的采访，试图找到在当时哪一种暗示被认为具有重大影响(比如像来自党鞭the party whip和党魁floor leader的指示)。对情境的全面描述可以把所观察到的回应同环境的重大特性联系起来，回应者(responder)暴露于这种环境中；它也把所观察到的回应同某种倾向(predisposition)联系起来，回应者带着这种倾向进入到情境中。这样，前面的分析提醒我们，在某种意义上，权力的概念(常常被作为“领导”的同义词来使用)可以被用于所有的暗示的给予和接受关系。如果暗示的接受圈子没有封闭起来，这种关系就会破裂，权力关系就不再发生。但是，这种分析被专门用来处理政治学所考虑的现象，并不是很充分。假定对于乐队指挥指令故意的或偶然的误解毁掉了一场演出；假定在训练场地一个命令被曲解或违反了；假定工头的信号被忽视或漠视了。那么，什么会发生？事故会在沉默中被忽视。也许，会出现强烈的抗议。或许，某人会被从薪水簿上删掉。某人会被课以一项罚款。一个士兵会被送到禁闭室，接受肉体惩罚或强迫劳动。我们可以认为，一般而言，当这种期望模式(the pattern of expectations)在行动中被违背时，就会被施以剥夺(deprivations)。这种剥夺被包括在最初的期望模式中。期望模式
在这里，我们缩小权力的概念，用这个术语来指明某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人们期望，严厉的剥夺会紧随在对行为模式的违背之后。这样就排除掉了一种巨大的关系范围，在这种关系范围中，违背被认为无关紧要。这种理解权力的方式强调了期望(expectation)的关键作用。乐队指挥的期望是，严格地处置他手下的人，对不是忠心地追随他的暗示的微小的和主要的偏离行为施加惩罚。如果演奏者得不到满足，乐队期望严格地处理乐队指挥。的确，通过故意的不合作和敌意的鼓动，他们可以使他被解雇。显然，对于什么构成了剥夺，和什么剥夺是温和的或严厉的，期望是不同的。当我们考察的不是一个人类社团，而是整个人类共同体，或者所有已知的共同体的时候，我们是根据纳入考虑范围的全部关系来界定严厉或者温和。当我们这样理解权力的时候，我们接近了政治科学和法律科学中对于权力的传统理解。法律与政治方面的分析是从一个共同体的角度做出的，在这样的共同体中包括了某些形式的人类社团。科学方面的关注被指向一些机构，这些机构被特别地用来威胁越轨的人，或者对越轨的人实施最严厉的制裁。政府
但是，不应该认为，我们的权力概念只会通向县法院、或者州立法机关、或者国会山(Capitol Hill)，而忽视以商业、农业、劳工、专业(professions)、退伍军人、妇女或者宗教的名义组织起来的华尔街、国家新闻大厦(the National Press Building)和压力集团指挥部。以至于我们的这种狭隘定义必然会使我们远离公司董事会、甚至工业设施或者地方工会指挥部。我们在所有共同体的制度网络中寻找权力关系。当任何关系涉及到对严厉剥夺的期待时(由于是否严厉是由共同体中熟悉这种形势的相当数目的那些人所认定的)，我们就准备将它认定为权力。如果公司试图通过关闭工厂、或者削减工资、或者加速机器运转、或者延长劳动时间来强制推行纪律，它就是在对工人施加剥夺。不仅从马上受到影响的工人的立场来说，属于这样的情况，而且在雇主和共同体其他公民的眼中，也属于这样的情况。同样，当一个工会从事停工活动、或者破坏和降低生产、或者毁坏固定资产、或者使用暴力反对似乎准备开始工作的人们的时候，它就是在实施制裁。我们将对制裁的期望(sanctioned expectation)作为权力的概念。所以，这种做法常常让我们超越在一个共同体中传统上被称作“政府”的情境(situations)。同时，许多被称作政府的关系会被遗漏。但是，我们的有利条件是，可以谈论一些情境，这些情境如果不是在习惯上是可以加以比较的，那么它们在功能上是可以加以比较的。这对于科学目的而言是必要的。因此，我们坚持的要点是，就功能而言，政府由权力机构组成；就习惯而言，政府就是根据地方习语被称作政府的东西。在任何一种既定的环境中，都可以发现两种期望(expectations)，一种属于人们称作权威的(authoritative)东西，另一种属于人们视为控制的(controlling)东西。一项法律以正常方式被国会通过和被总统签署，一般期望会被法庭、被私人社团和个人作为权威所接受。但是，对于所有法令而言，并不都是这样。一些条款被作为一种既定管辖权的规章被印制出来，不再被看做具有权威，任何使用它们的尝试将会归于无效。这样，一些法令被认为具有权威性和控制性；而另一些则被认为不具有任何一种性质。在一些混合的情况中，一项规则被明确地承认具有权威，但并没有期望会在实际中运用(比如对于贸易惯例的某些限制)。那么，权力情境是根据期望来界定的。但是，它决不因此就是无所作为的。因为，如果不经过更复杂的考虑，期望就不会发生。权力持有者和权力范围内的那些人除了具有对可能发生之事的简单评估之外，通常还怀有目标、计划、理由和忠诚。(渴望获得某种结果会产生偏见，由于偏见的影响，会使评估出现错误。)在概括一种情境时，科学观察者必须在两种期望结构之间做出区分，一种是一种既定政策开始实施时具有的期望，另一种是当有机会将其加以实现时的主导性期望。我们的概念并不把权力看作是从X对Y所做的事情中所产生的全部效果。由一个公司所制定的一项价格政策会影响购买和销售该产品的这些人的生活标准，对于整个经济体的就业与生产水平都会产生影响。这些波动是由于一种价格安排的实施，而由X对人际关系所产生的全部影响的一部分。公司通过对一些人实施剥夺，希望这些人会追随自己。但是，当价格受到这些人的嘲弄时，权力便进入到了画面。如果另一个公司没有追随这项新的政策，并且开始减价出售，那么，X可以通过价格战让Y财力枯竭，或者通过说服托运人野蛮对待Y的产品，或者通过对使用Y的商品的经纪人、批发商和零售商发出断货威胁……，等等一长串可以到手的实施剥夺的手段，将Y逐出商业活动。我们可以观察到，X会意识到公司没有法律或者道德权威期望Y会追随这种价格导向，或者会意识到公司没有法律或道德权威而对Y拒绝这样做而进行惩罚。(或许，Y可以通过恳请法庭介入不公正的商业活动，扭转X的期望。)这个例子表明，虽然权力并不必然地和由一项既定行动所产生的影响范围相重合，任何人际情境(humansituation)都可以被转化为一种权力关系。如果一个参与者要求某一行为，并且认为他可以对任何背离者发出进行严厉剥夺的威胁，或者实际做出严厉剥夺，而“不受惩罚”，那么，这种权力关系就算达成了。但是，除非他人通过对规定模式的遵从，使得这种期望生效，否则，转化就不能够被完成。如果没有这种被动的默许过程或者积极的同意过程的完成，权力关系将会是不完全的。我们谈论的是当人类关系被转化为权力关系时人类关系的政治化。最极端的现象是一种极权主义国家(a totalitarian state)。它通过为行为的每个细节制定一项准则，并通过制裁使其得到服从，从而吞噬掉了整个社会。监狱是这种过程的最终表现。监狱国家，一种军队在其中实施统治的警察国家(garrison state)的变种，是一些极权政权所采取的形式。社会过程
人们需要权力。在存在权力的所有社会中，我们认为这个陈述句是正确的。这并不是说，每个人都以同样的热情想得到它，或者，对权力的渴望是内在的还是后天的。毫无疑问，从分析社会过程的角度而言，权力是一种价值(value)，意思就是，它是希望得到的(desired)(或者可以希望得到的)。参与决策的制定(权力)是一种价值；有权使用商品与服务(财富)是一种价值。由于我们关注权力与人格以及整个社会过程的相互关系，或许，为这个过程提供一种简洁的概括是有益的。在社会过程中：我们已经提到过权力与财富。健康(Well-being)，其含义包括肉体与精神的结合，是一种价值。启蒙(Enlightenment)是知识的获得与传播。技能(skill)，是对灵敏性的获得与运用。尊重(Respect)包含了常常被称作社会阶级地位的东西。情感(Affection)包括友谊，还有性爱。正直(Rectitude)是道义性价值。这些是对价值的代表性的而非全面性的列举。它不是根据这些价值在美国或其它文化中的重要性而对其进行的排列。我们假定，价值的相对地位在任何文化或任何人格的历史中，随着不同的群体、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时代而变化。价值得以塑造和分享的模式，我们称之为机构(institutions)。我们列举过一些价值；我们文明中存在着通常对于每个人而言特定的机构。对于这些价值和这些机构之间的关系，下列表格给出了一些提示：与特定价值的塑造与分享相关的活动模式通常是特定的。尽管这样说是对的，但对情境的详细分析总是揭示出：任何既定的活动都是在不只具有一种价值的机构中所进行的。比如，一届立法会议关注的是在议案表决中所体现的权力，关注的是在议员中所坚持的社会阶级区分中体现出的尊重，关注的是包含在正在形成的密切关系中的情感，关注的是在乞灵于正义与邪恶标准时的正直，关注的是由于可能会共同感染传染病而需要的健康，关注的是以议员报酬形式所表现出的财富，关注的是在倾听证词中所体现出的启蒙，关注的是在完善演说技术和其它技术时所产生的技能。可以根据X影响一项决策的程度测量出X的权力的分量。权力的领域(domain)是受到它的影响的人们。权力的范围(range)是被决策所影响的价值列表(比如，一个立法机关可以调节财富和许多其它价值)。权力的深度(scope)是每个范围的价值受到影响的程度。如果我们说到使用价值用来影响彼此时，我们就提到了基础价值(base values)。这样，权力对于财富而言是一种基础价值，财富对于权力而言也是一种基础价值。那么，这是对权力的一般分析，我们把它描绘为一种特定的政策制定。当人们使用政策实施极端的剥夺，期望可以反对阻挠者的时候，我们就拥有了决策(decision)。它是一种权力关系。冒犯者可以被夺去某一或者所有的价值。或许，它是权力(例如，被褫夺公职)；它可以是尊重(社会阶级特权的丧失)；它或许是情感(对友好交往的禁止)；它或许是正直(苛责)；它或许是健康(伤害)；或许它是财富(罚款)；或许它是启蒙(被排除在信息渠道之外)，或者技能(禁止参加训练)。波特兰·罗素把权力定义为“预期结果的产物”。在政治学中，把权力设想为决策比他的定义更为有用。由于我们关注的是行为，我们对所有结果包括对自然的结果不感兴趣(除非是它们影响到了行为)。“对于行为的预期结果”也太宽泛了，覆盖了它在控制能力上的所有成功实践。在此，我们不关注作为整体的权力过程，而是关注权力与人格的相互影响。普通人在街头会提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专家也许会将其表达为：在孩提和青年时期的早期经历，通过对基本的生物类型(biological type)的影响，是否最终会成为爱好权力的人格？简而言之，存在着政治人(homo politicus)，一种基本的政治类型(a basic political type)吗？我们的目的是：我们要判断，对于人格与权力的相互影响，最近在社会、心理和医疗科学中的进步是否使我们比前人更接近于一种理智的理解。如果情况如此，那么，对于如何培养出一个渴望自由的社会所需要的精英，我们就可以提出更有信心的建议。
本文选编自《权力与人格》。推荐购买此书阅读完整內容。该选文只做推广作者相关研究及著作之用，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
混乱时代 阅读常识
欢迎点击关注👇
👇 点阅读原文查看推荐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