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奉孝：梦断未名湖⑤劳改队

© 陈奉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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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7年取得反右运动胜利后，于1958年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大跃进”的后果如何，海内外人士早已知道，不用我多写。我只写一件事，为了宣传反右运动取得的“伟大胜利”和全国大跃进的“大好形势”，全民高唱《社会主义好》这首歌曲，监狱、劳改队也一样，每天中午开饭时犯人必须站队唱，这与后来文革期间人人必须背“语录”、唱“语录歌”的情形差不多。这首歌的歌词据说是北师大的一位左派学生写的，共分三段，其中第三段的歌词是这样：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江山人民保。人民江山坐得牢，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全国人民大团结，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建设高潮！
　　“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这句歌词后来改成了“反动分子想反也反不了”。
　　每当唱到“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的时候，我就不唱。有人向管教干部打了小报告，管教干部寇队长找我，问我为什么不唱这一句，我说：“右派不过是响应党的号召，给党提了些意见，又没有提出推翻政府，更没有搞什么武装暴动，怎么说是想造反呢？”
　　他说：“你的罪名就是企图颠覆我人民民主政权，不是想造反是于什么？”
　　我说：“颠覆我人民民主政权的罪名是强加的，我在整风反右期间的一切活动都没有违犯宪法。”
　　他说：“你这是坚持反动立场，抗拒改造，顽固到底只有死路一条！”
　　其实在他们脑子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宪法不宪法的概念，宪法恐怕他们连看都没看过。他看我态度这么顽固，就把全车间的犯人召集起来站好队，要我站到前边面对全体犯人唱《社会主义好》这首歌。我唱到“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这一句的时候就跳过去唱下一句。他看这个办法也不行，就发动全体犯人批斗我，不管你怎么批斗，这一句我就是不唱。他看来实在没有办法，就对全体犯人说：“陈奉孝是想抗拒到底，打算带着花岗岩的脑袋去见上帝的反改造分子，今后你们大家要对他严格监视！”
　　通州监狱毕竟是在“天子脚下”的一个劳改单位，他们还顾忌一点政策，再说，不唱歌也不能算违犯监规，因此也没有把我怎么样，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如果是在边疆的劳改队里或是在后来的文革期间，恐怕我就要吃大苦头了。
　　我认识一个叫陆山的老人，已经50多岁，辽宁省人，他原在张学良办的东北大学读过一年，后来投奔共产党参加了抗日联军，解放后一直在国务院当参事，不知什么原因，1958年他也被送进了劳教队。这老先生性情耿直，脾气暴燥，在劳教队里有人（劳教人员）欺负他，他用铁锹把那个家伙打坏了，以行凶罪被判13年。从兴凯湖劳改农场、长水河劳改农场、乌兰劳改农场直到刑满就业，我一直没跟他没分开过。1968年文革期间，人人都要背“毛主席语录”，实行“早请示，晚汇报”，早上起来，晚上睡觉以及三顿饭前都必须先背“语录”，可他就是不背，批斗他，给他挂大牌子，吊起来，他硬是不背，要是别人早被加刑了，可是他却没有，不知什么原因，他可能有点背景。他1971年刑满，我1972刑满，同在乌兰农场四中队就业。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中日建立了外交关系，管教人员还让就业人员学习“伟大领袖的这一英明伟大的战略布署”。陆山站在院子里破口大骂，当然他并没有骂共产党和毛泽东，而是骂日本鬼子。平时聊天，一提到日本鬼子，他便气得咬牙切齿，浑身哆嗦，近乎有点神经质。但这时骂可不行，被认为是“企图干扰伟大领袖的战略布署”，于是他被捆起来吊在树上，他还骂，嘴里塞上臭袜子，他还“呜！呜！”地叫。最后他进了小号。过不了多久我就被调走了，从此不知道他的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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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草岚子看守所和北京监狱我所接触到的犯人全都是清一色的“反革命”犯，到了通县新生鞋厂接触到的犯人可就五花八门了。过去我认为犯人除了政治犯以外，就是那些杀人放火、贪污盗窃、强奸之类的刑事犯罪了，其实不然，单就男女关系方面的犯罪来说那就复杂得很，有些案例出乎常人的想象，这简直使我大开眼界。在犯罪方面，封建时代有种说法，叫“十案九花”。所谓“花案”即男女关系方面的犯罪，这说明人类涉及到“性”方面的犯罪是相当多的，我举几个例子：
　　有个叫孙仲秋（他大概是仲秋节生的）的小家伙，才17岁，是个中学生，相貌长得很清秀，被捕时还不到17岁，罪名是“流氓”。这小家伙没有父母，跟他姐姐过日子。那年代学校教育学生做好事，帮助孤寡老人担水，打扫卫生，买粮买煤等。他家隔壁邻居正好有一位寡妇老太太，已经50多岁，没儿没女，孙仲秋便经常帮她干活，为此多次受到学校的表扬。有一次夏天老太太要洗澡，他给她倒好水后，老太太不让他走，叫他给她搓搓背，我想这可能是老太太有意引诱他，结果他跟这位老太太发生了关系。从此后他便经常和这位老太太干这事，时间一久，被邻居发现了，报告了派出所，结果孙仲秋被抓起来判了十年徒刑。后来这位老太太还经常到监狱去看他，给他送点吃的东西。老太太每次来接见时，许多犯人还拿他开玩笑说：“孙仲秋！你奶奶给你接见来了。”这位老太太我看见过，还裹着小脚。后来我想，这是怎么回事呢？一个16岁的小孩子，怎么能与一个50多岁的老太太干这种事呢？实在令人费解。这位老太太既然没儿没女，为什么不早点嫁人呢？封建礼教对中国妇女的摧残实在是太残酷了！
　　再一个例子是有一个叫郑月华的女犯，罪名是“盗精杀人”，这种罪名听起来就有点奇怪。郑原来是一名舞女，也是国民党空军一位军官的姘头，国民党从大陆撤退时把她扔下了。她又没有工作，靠过去的一点积蓄为生。到1956年她已经40出头了。解放初期学习苏联老大哥，全国都学跳交际舞，她便在自己家里教一些小青年跳舞。有一天正是礼拜天，上午她教五六个小青年跳舞，到中午下课了，小青年们回家时，她把其中的一个留下了，让他陪她吃饭。吃完饭后，因为夏天天热，她便把自己的上衣和裙子脱了躺在了床上，两只眼睛直盯着这个小青年。你想这个青年小伙子能不明白她是什么意思吗？于是这个小青年就扑上去了，可是就当这个小青年快要射精时，她马上把他推了起来，用嘴含住吸起来，吸完了以后，临走她还给了他一个小瓶子，让他回去以后撸出精来给她拿来。时间一久，这个小伙子便面黄肌瘦。可是过了不久，这个小伙子发现又有一个小伙子跟郑月华也有这种事情，又过了一段时间，他们两人发现还有一个小伙子跟她也有这种事情，过一段时间他们三人发现又有一个小伙子也跟她有这种事情，最后发现有七个小伙子跟她有这种事情，他们七个人便联合起来把她告了，结果便以“盗精杀人”罪将郑月华判了12年徒刑。
　　郑已经40出头，但看上去只有20来岁的样子。我就琢磨，是不是像《聊斋》的故事里讲的，狐狸变成美女盗取男人的精华炼丹之类的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根据现代科学的研究，男人的精液只不过是一些蛋白质，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东西，可郑月华看上去的确很年轻，皮肤也非常皙白，这确实让人感到奇怪。通县新生鞋厂因为是男女犯人合监，那时每到过年过节，还组织犯人演戏。有一次演京剧《武家坡》，郑月华反串演薛平贵，唱腔非常优美，全场叫好，在通县新生鞋厂，她是个人人皆知的特殊人物。
　　关于男女关系的犯罪，当时除了“强奸”、“奸污”、“通奸”的罪名外，还有“流氓”罪。“流氓”罪的涵盖面很广，凡是不能直接定为“强奸”、“奸污”、“通奸”罪的，一律定为“流氓”罪。过去我认为流氓就是专干恶霸、敲诈之类的人物，例如过去所说的上海的黄金荣、杜月笙之类的人物。其实不然，像打架斗殴、偷看女人洗澡、剪女人辫子、“刷浆”（北京人也叫“老顶”，即专在公共汽车上利用人挤的机会，将精液射到女人的裙裤上）、“露阴癖”、“兽奸”等等犯罪，都归为流氓罪。过去我根本不知道这些污七八糟的事情，到了通县新生鞋厂，简直使我大开眼界，研究人的犯罪心理，的确是一门很深的学问。
　　还有一个家伙叫“七号”，其实他有名字，但是由于在“炮局”看守所，犯人（炮局关押的全是刑事犯）是不许叫名字的，只能叫号。提审犯人时也是叫号，久而久之，人们也就习惯了。到了通县新生鞋厂，同监犯人还管他叫“七号”。这家伙犯罪有点特别。他原来是苏联驻中国大使馆的一个杂役，不过这小伙子长得挺帅，一米八的大个子，高鼻梁大眼睛，结果被大使馆的一秘夫人看上了，两个人搞名堂被一秘发现了，这还了得！抓起来要判他刑。要是跟一般的中国妇女有这问题，打他个“通奸”或“奸污”，判个五年、六年也就算了，可他是跟苏联大使馆的一秘夫人搞名堂，造成了很坏的“国际影响”，那是要杀头的。可那位一秘夫人还真不错，判他刑时，她直接对法官说是她主动找的他，请法官一定要对他从宽处理。法官就让他坦白交待，争取从宽处理，结果他坦白出来与一百多名妇女发生过关系，可这一百多妇女没有一个检举控告他的，不但没有检举控告他的，而且当公安人员去了解核对他坦白的问题时，那些妇女还都不承认，最后他被判了死缓。
　　20多年来，在这方面的犯罪我只遇到一个特例。有一个叫刘坤成的小伙子，哈尔滨道里人，平时因小偷小摸有点劣迹，在街道上受管制。他跟派出所所长住前后院，负责对他进行帮教的就是派出所所长的夫人，一位女民警。
　　刘坤成小伙子长得很帅，20多岁，跟派出所所长夫人的年龄差不多，而这位派出所所长已经快50岁了。这位派出所所长夫人帮教小刘，帮来帮去两人帮到一个被窝里去了。这还了得！一个受管制的分子竟敢动派出所长的老婆，先把他抓起来打了个半死，接着当然就要判刑。但是在审讯时，他说这事不是他主动，是派出所所长夫人主动。审讯人员当然不相信，找那位夫人对质。这位夫人也一口咬定是她自己主动。审讯员就问她：“你们俩第一次发生关系时，你的衣服是他给你脱的吧？”（这明显是诱供）她说：“不！是我自己脱的！”，审讯员又问：“他的衣服是他自己脱的吧？”她回答：“不！是我给他脱的！”审讯员还不甘心，继续问：“他穿的裤衩最后是他自己脱的吧？”她回答：“不！也是我给他脱的！”审讯员还不甘心，接着问：“你把他的裤衩脱下来以后，他的那东西是不是马上就硬起来了？”她回答“不！是我用手给他弄起来的！”审讯员把桌子一拍说：“你真不要脸！你把民警的脸丢尽了！”最后只把小刘判了劳动教养，不然的话，至少也得判他十年八年的。而这位所长女民警夫人也被开除了公职，自然也就跟那位所长离了婚。小刘被送去劳教时，那位离了婚的所长夫人还对他说：“你不就是三年劳教吗？我等你出来，就是要饭吃我也跟你！”这件事情都是小刘亲自对我说的。
　　在我国审讯这种花案的审讯员多半都是女审讯员，而且问得特别详细。20多年的劳改生涯，我遇到的这种案子特别多，后面我还要再介绍几个。
　　另外一个特殊案例的“犯人”名叫韩春台，罪名是“谩骂苏联专家，破坏中苏友谊”，被判刑15年。韩春台原是北京市第二建筑公司的一名工人，50年代有苏联专家帮助中国搞建设，苏联派来的所谓“专家”，实际上不少是苏联的技术工人。给这位苏联专家开车的是一位女司机，这位“专家”有时经常跟这位女司机搂搂抱抱，亲亲脸什么的，这在西方人和苏联人来说，可能是很平常的事，可韩春台看见后，就破口大骂，说这位专家和女司机不要脸，结果就以上述罪名被判了15年徒刑！
　　韩春台比我大五、六岁，为人很正直，作风正派，人缘也不错，平时他也没讲过对党和政府不满的话，因此也很难将他打成“反革命”或“流氓犯”，因此就给他定了一个“漫骂苏联专家，破坏中苏友谊”的罪名，后来他跟我一起调到了兴凯湖劳改农场四分场一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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